東華漢學 第三十二期
《東華漢學》第三十二期
出版日期:2020-12
再現「成功」:《黃帝四經》「黃帝戰蚩尤」的書寫特色及其學術意義 |
作者:蘇子齊 在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古佚書中,值得注意的是被歸屬於《黃帝四經》的《十六經》,乃因其是四部古佚書當中唯一出現「黃帝」者,並多以「君臣對話」的形式展開。而《黃帝四經》的「作爭」與「兵道」精神,亦體現在《十六經》中對於「黃帝戰蚩尤」一事的書寫安排上,計有〈五正〉與〈正亂〉二章,且其黃帝形象為現存傳世文獻之所無。可惜現今學者對於《黃帝四經》的論述,多著墨在「黃老」思想對《老子》縱向的繼承與發展,而對其中的黃帝形象、書寫手法,欠缺應有的關注與辨析。通過此二章的細究可以發現:其一,〈五正〉與〈正亂〉對於「黃帝戰蚩尤」的書寫大篇幅著重在「戰前謀劃」,且在符合天時的原則下,將爭奪與殺戮視為人主的必要舉措,並由黃帝之臣擔綱時機的判定者;其二,在「戰後處置」時,黃帝將戰敗的蚩尤進行肢解,用以行賞與立威,並強力要求與恫嚇諸侯共食蚩尤的屍肉,作為戮力同心的保證。除了映照出戰國大爭之世的嚴酷,其戰前的籌畫與戰後的處置,比起傳世文獻中的「黃帝戰蚩尤」記載更填補了方法上的空白,致使這場一統天下的關鍵戰役,得以成為當世再現、操作的典範,無論其是否為歷史之真。這應當正視為黃老學者在百家樂言黃帝的時代潮流中,欲凸顯自身特色與問題意識的積極嘗試。 頁次:1-40 |
《春秋》經傳任國君之「介」與「相」國君者為卿 |
作者:黃聖松、楊受讓 春秋會盟朝聘時有擔任「副使」之「介」,其中二例乃任國君之「介」。《左傳》亦見「相」國君行禮之人三十則,去其繁重計二十三位。經本文討論,任國君之「介」、「相」以輔助國君行禮者職司相同,故可一併討論。本文整理《左傳》上述資料總計二十四位,其中二十二位確定任國君之「介」、「相」時身分為卿,比例高達91.67%。雖有二位未確知身分,然以如此高比例推求,則另二位品秩應亦為卿。 頁次:41-78 |
高郵王氏父子《左傳》校勘與訓詁傳承探論 |
作者:彭展賜 本文以《廣雅疏證》與《經義述聞》中王念孫、王引之對《左傳》的考釋為考察對象,通過具體校釋的比較研究,探析王氏學術觀點之間的傳承與互動關係。其中尤重父子解經異義的地方,藉以闡明王引之在昭承、發展其父學問以外,不乏個人創新發明,家學淵源仍無礙其治學的獨立性、批判性。追蹤比較散見二書、成於不同時間的學術觀點,能透露出父子之間實亦有互相啟發、影響,絕非王念孫單向灌輸,王引之繼承整理而已。本文冀能拋磚引玉,藉由所蒐集的十多個例子,初步揭示王引之於高郵王氏《左傳》研究的工作和貢獻,以期有助進一步思考其於高郵王氏學術中的應有評價。 頁次:79-140 |
西漢初期劉邦統治政權與儒生的互動——衝突與合作 |
作者:沈潤遠 本文的聚焦點乃是透過分析與詮釋儒生與劉邦集團的互動,在衝突中建立合作關係的複雜歷程。儒生在與劉邦(256-195B.C.)集團互動中,是在排斥的過程中不斷地自我調整。為了尋找實踐政治理想的場域,他們自覺地轉換身份,然而在成為劉邦集團一員後,並無法消解既有的偏見。為此,儒生透過學說內部的重新詮釋,承認自身在「逆取」、「進取」層面的不足,並指出「文武並治」,從古代事物汲取養分,才是確保漢帝國的久治的方案被統治階層接受,達成兩者的基本共識。直至叔孫通透過起朝儀的途徑,將抽象的文治思想具體實踐,展示儒家禮儀在政治結構裡的功能性,凸顯儒生在「順守」、「守成」的作用,回應劉邦尋求治國的「長久之術」。至此,劉邦統治政權透過官職委任,正式確立兩者的合作關係。最終公開祭祀孔子,向中央以外的統治勢力底下,昭告儒學在政治結構存在的合理性,才正式象徵著統治政權與儒生合作關係明朗化的開始。 頁次:141-182 |
為生者而創造:唐宋墓誌銘文體特徵一隅 |
作者:黃自鴻 墓誌銘經常被看作為傳記的同類,評論家認為墓誌銘作家不但不能「諛墓」,更應該據事實,筆削褒貶評價墓主。事實上,墓誌銘與傳記兩者性質不同,前者既有著「稱美不稱惡」的文體特質,更由於在文本生產的過程中,墓主親友與受委託對象的特殊關係,對墓主有較多溢美之詞,其實在所難免。本文以韓愈、歐陽修和唐宋兩代的墓誌銘為中心,按墓誌銘與傳記的異同、韓愈和歐陽修墓誌銘的評價,與自撰墓誌銘的寫作特點,探討墓誌銘的特質,欲指出這是為在生者而創造、虛構和加工的一種文體。 頁次:183-212 |
成純與貞勝:王夫之天人思想與處世實踐析論 |
作者:林書漢 王夫之(1619-1692)身處明末清初,面對著是天崩地解兵燹四起的動盪時代。值此鼎革之際,他有其一套經世理想和處世原則。在這亂世中,如何出處應對進退?如何秉道自持履踐行道?便成為船山著作中重要的議題。筆者嘗試綰合「成純」與「貞勝」兩組概念切入探討。「成純」源自《莊子‧齊物論》:「參萬歲而一成純。」船山吸化莊子思想,揭櫫世間萬物本是歧異殊性,然而在氣化流行、天道神化的過程中,萬物巧妙地處於自然和諧的狀態。「貞勝」出自《周易‧繫辭下傳》:「吉凶者,貞勝者也」。乃船山處世的基準原則,觀察事勢的變化,從中找尋貞一之理與相乘之幾,然後因循行之,使事情順遂並在過程中實踐士人之道。透過「成純」與「貞勝」兩組概念的結合,能揭示出船山道之實踐的背景藍圖和功夫基礎,並藉由船山史論的關照,與其哲學義理相互呼應,落實於歷史世界中。接次,筆者進一步從船山生命歷程來省視他的士道實踐,勾勒出他的「抱獨」精神。本文便以成純、貞勝、抱獨三者,開展出船山泱泱大風的天人世界。 頁次:213-254 |
翻譯之外:論宮崎繁吉《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紅樓夢》譯本之多重詮釋 |
作者:蘇恆毅 宮崎繁吉的《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成書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當中選錄並節譯《水滸傳》、《西廂記》、《桃花扇》、《紅樓夢》等四種中國小說與戲曲,其中《紅樓夢》則以第六回「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的內容為翻譯對象。 此書乃《紅樓夢》早期的日譯本之一、且為宮崎繁吉於早稻田大學任教時的教學內容所集結之講義錄。翻譯形式上採逐段之和漢對照、並完整標示漢文訓點與文句解釋,以便於閱讀者與研究者進行參照理解。因此在文學翻譯與教學上有其重要性。 本論文以宮崎繁吉在《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所收之《紅樓夢》翻譯為研究對象。由於《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並不只收錄譯文,而是兼備宮崎繁吉對於小說作者、版本、流變、文藝美學等研究研究成果,因此本論文先分析宮崎繁吉的《紅樓夢》研究成果,再進行譯文分析,觀察其翻譯特性,最後則是從《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的整體選文情形,重估宮崎繁吉選擇「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為翻譯對象的理由,以此逐步評析宮崎繁吉在《紅樓夢》研究、翻譯與教學上的成果。 經由本論文的研究可知,宮崎繁吉採取「一人一主題」為選文標準,且強調選文在整部作品中的伏筆作用,經由單一事件貫穿小說整體發展,有引起外國讀者的閱讀興趣之效,以此兼顧文學研究、教學與推廣的功能,使中國小說與戲曲得以從其著作中在日本獲得關注。 頁次:255-300 |
新竹寺廟、詩僧與地景所共構及體現在地文化的空間性 |
作者:陳惠齡 華人地區的寺廟常常成為地方上的一種特色地景,寺廟因此可視為人文地景與地方文化的一種象徵與再現。特別是當寺廟住持本身也有詩文活動與文學表現時,極易召聚文人社群的匯集與融入,而形成另一種形態的社會人際網絡、地方文學風氣、在地日常生活與文化思維等豐富的文化景觀。由是而思考「空間與空間形式」之三種界定: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相對空間(relative space)與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易言之,當「寺廟」作為一個特殊的實體,獨立存在於一處地理環境的「絕對空間」(指寺廟及其所在的區域位址),它同時也指涉事物之間的關係,意即攸關世人「感知」、「位置」與「區辨」的一個「相對空間」(相較於「世俗空間」的「神聖空間」);此外,也作為一個包含和表現它和其他客體關係的「關係空間」(例如寺廟與宗教人士、詩社團體、社會庶民等關係)。準此,「寺廟」空間意義之決定性,還是得歸結到人的社會實踐上,而「空間與社會」將是重要而值得探討的論題。本論文因擬聚焦於新竹兩大寺廟、詩僧與在地文士所匯集自然與人文、宗教與藝文、生活與地方等多元重層的區域文化結構,藉此探討寺僧詩文與在地文士如何互涵相生,進而形塑出融攝禪意、詩性與地景,極具特色的在地文化的空間性。 頁次:301-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