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反省道家哲學詮釋所涉及之方法論問題，以《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為示例，並與劉笑敢教授之詮釋做一對比，進一步提出一「調適而上遂於道」之詮釋。首先，筆者將由自然哲學詮釋與本體詮釋學的對比，概括提出一嶄新詮釋之可能。關聯到老子之「有、無」，而論述如何由「不可說」而「可說」，進而由此「可說」而「說」，再進一步由此「說」而「說出對象」，進而由此「說出對象」而「執之成物」來﹔此正可以「隱、顯、分、定、執」五階段說之。再者，相對應於《易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指出兩者所涉為同源互補。最後則闡述此與「存有三態論」之由「存有的根源」而「存有的開顯」，進而為「存有的執定」，並以此闡明道家旨在成就一套「存有的回歸之道」，而這樣的回歸之道即隱含著一「存有的治療學」之可能。

本稿略依傳播學上最基本的模式，即：誰？－說什麼？－透過什麼通道？－向誰？－在什麼情況下？－為什麼目的？－產生什麼效果？以此模式來分析宋人題壁詩。

雕版印刷崛起繁榮於宋代，與寫本藏本爭輝爭勝，蔚為宋代博觀厚積、注重讀書之文風，助長宋詩特色之形成，提供唐宋變革之觸媒，「詩分唐宋」自當以印刷傳媒作為催化劑。本文論述宋詩別集在宋代之雕版印行，發現騷人墨客之審美品味，攸關圖書市場之好惡取捨，而圖書版刻質量之優劣多寡，大抵與詩集選集傳播接受之寬廣度有關，更與宋詩之發展嬗變垺鼓相應。宋詩名家大家，如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為宋詩特色之先導；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為宋詩宋調之建構；陳師道、陳與義、范成大、楊萬里、陸游，見江西詩風之嬗變；邵雍、朱熹詩歌，得理障理趣之消長；劉克莊、戴復古二家，知宋詩宋調之變奏；凡曾影響當代，流傳後世者，其圖書傳播除寫本、鈔本外，又皆有頗多之雕版印本作為圖書傳媒。宋人選刊宋代詩文總集，從審美品味與商品經濟，亦可考察宋詩體派之流衍，如《西崑酬唱集》之於西崑體，《三蘇先生文粹》、《坡門酬唱集》之於東坡體，《江西宗派詩集》之於江西詩派，《四靈詩選》之於四靈詩派，《江湖集》前、後、續集，《兩宋名賢小集》、《詩家鼎臠》之於江湖詩派，《瀛奎律髓》之於一祖三宗。雕版刊行，因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優長，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利多，相較於寫本鈔本，印刷傳媒遂快速成為知識傳播之利器。

明代藏書之風甚盛，其間不少士人具有保存前代文獻的意識，他們的藏書和抄書，客觀上為宋集的傳播和清人對宋集的整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清初曹溶、朱彝尊、徐乾學、王士禎等人的抄存宋集，一時蔚成風氣，當受其影響。清人整理宋集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然其中最大的貢獻，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人別集129種，並對其作了初步的整理。包括重編、校勘、注釋、《永樂大典》之外的文字輯佚等。另外，在宋集宋注的整理與傳播，尤其是在蘇軾和王安石詩文注本的整理方面，如邵長衡等補注《施顧注蘇詩》、查慎行《補注東坡編年詩》、翁方綱《蘇詩補注》、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張宗松重刻《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沈欽韓撰《王荊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范石湖詩集注》等，也取得了很大成績。

中、日兩國的怪異小說常將人間的生存價值，善巧地託喻於日常事物之中，以此反省人性。誠如友倫作為一種普世性的人倫法則，就在日本著名鬼怪物語小說家上田秋成（うえだ あきなり，1734-1809）的筆下，將從洪楩、馮夢龍（1574-1646）的〈范巨卿雞黍生死交〉改編為〈菊花の約〉，經由同一人情故事，而各自蘊含兩個民族的生死觀、倫理觀。在此擬追溯此一死生交故事系列間文本、副文本與修訂本的變化關係，剖析其文本敘述透過不同的改寫策略，展現不同時空的時代特色和人情義理。

在花蓮作家中，王禎和善以多語交織、雜燴式的的小說語言表現其對所在土地的多面觀察，一方面是其對鄉土的「寫實」，一方面也是對鄉土的「睥睨」。論者或謂王禎和的文字運用是一種對「鄉土」的翻譯。「這套雜燴語言不僅道出臺灣歷史的演進，更反映臺灣歷史裏，多種文化交錯、衝突、混合、一再蛻變重生的文化模式」。其翻譯的動力來自一種期待掙脫束縛尋求解放的庶民活力。

同樣的，在這個發展脈絡之下，九○年代竄起的鄉土寫手林宜澐，同樣也是成長於花蓮，「其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恣肆奔放的草莽性格，可能更甚於他的先驅者王禎和。」而這樣的繼承關係除來自於遊走在虛構與現實間的獨特想像力，及如魔法師一般在多重身份間轉換的說故事模式之外，其獨特營造的嘉年華語言風格也是其主要特色。

本文以為林宜澐另一語言特色在善於以「時語襲改」及「頂針換喻」的方式堆塑出一種對時代與社會的揶揄嘲謔與跳躍遊戲式的觀察，並將之擴大為其主要的創作手法。相對而言，王禎和的語言運用則偏向隱喻式的方式。

本文將嘗試由此出發，比較兩人語言表現形式的異同，以進一步探討兩人創作特色可能的關係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