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方苞一生，康熙三十年之前究心詞章，康熙三十年折入朱學，康熙五十年潛研三禮，這是融合文學、理學與經學的過程。對方苞而言，從文學、理學到經學，只是治學對象的選擇，抑或學問的轉折？研究此一系列問題，可從傳記情境探索，每個人終其一生以其獨特的興趣、動機、欲求、期望、宗教、意識型態等觀點，解釋其所接觸的世界，且試圖改變這個世界。方苞以經生自命，但後世少論其經學，所注目者仍是其詞章之學。方苞的經世文論，從作者而論，學習的對象是實用知識，自我的定位是學者；從作品而論，重視文章功能，以日常生活所需為文章的內容；從讀者而論，以實用經驗取代審美經驗。這些都形成了文學主體的消失。方苞選擇朱子之學，是從晚明諸遺老心性之學的內在世界，返回到經世之學的外在世界，這一關鍵就是禮，借禮以重建合理的社會。所以可說方苞學問的規模，其後有一定的邏輯推導而成，僅以文士視之，並不能見方苞治學之全。
「頓悟成佛」乃是《六祖壇經》所提出革命性的佛學宣言，亦為六祖以後禪宗僧眾普遍信奉的禪法宗旨。然而，沿波討源，竺道生、謝靈運乃是這個觀點的重要源頭，故而本文擬以竺道生「阿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及謝靈運〈辨宗論〉為主軸，論述這個重要時代的佛學思想。
《大般涅槃經》乃是「眾生皆有佛性」最重要的經典依據，然而，由於版本的不同，卻對「一闡提究竟有沒有佛性」這個問題產生出完全相反的觀點。於此，筆者暫採《大般涅槃經》並不是一時一人一地所出觀點，從接受者來看竺道生及當時僧眾所接受到的訊息，證明竺道生《佛性論》所看到的《大般涅槃經》都是前半、後半不同的佛性觀點，故而，竺道生以玄學「言意之辨」觀點突破《大般涅槃經》文本觀點，並以「權」與「常」來調合「一闡提有沒有佛性」問題的矛盾說法，終而推論出「阿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
相較於竺道生，謝靈運〈辨宗論〉則另闢蹊徑。不但從「孔釋折中」解說「頓悟成佛」觀點，更提出了比竺道生更前衛的觀點，而且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所言「其作用不啻在宣告聖人之可至，而為伊川謂『學』乃以至聖人學說之先河」，展現了中國思想史上無可取代的價值。
雖然竺道生、謝靈運於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均具有關鍵性的特殊地位，但二者卻享有完全不同的待遇，讓我們不得不訝異中國佛學發展道路真是到處充滿「偶然」！
唐賦具有帝國書寫的特質，這是筆者從閱讀唐賦中，綜合多方觀點和思考而得的一項假設。因而本文將由以下五個方面來證明唐賦具有帝國書寫的特質：一、唐賦中存在許多大唐帝國圖象的描繪；二、唐賦中不少賦篇充滿祥瑞思想，而且充斥著對帝國和帝王的歌頌，表現出以帝王或統治者為預設讀者的寫作傾向，而賦篇作者也明顯站在帝國的立場上發言。三、唐賦中有大量的國家辭彙和符號出現；四、從唐賦寫作的賦題和題材內容多環繞著帝國和帝王周遭相關的事物，也證明唐賦作者面向國家的寫作意識；五、從唐賦作者對物進行觀看和寫作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從中發現作者具有以帝國之眼進行觀看的心態存在。本文由以上五點論證出：唐賦具有帝國書寫的特質。而指出帝國書寫的特質，旨在闡明：「賦的作者如何觀看？」「從何角度進行觀看？」。經由前面的論述本文得到結論為：賦的作者們多半是用帝國或帝王之眼在看世界，或以此帝王之眼或帝國之眼進行書寫，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觀看角度使得賦體成為一個具有帝國書寫特質的文體。
於是本文進一步說明提出帝國書寫特質的意義乃在於呈現出賦體與帝國文化間密切的關係，同時也抉發出大量唐賦寫作者背後的國家集體意識，而帝國書寫正是一種在社會集體意識下自然而然的產物。本文希望藉由「看的方法」此一切入角度來說明：正是由於賦家以帝國之眼觀看，所以大賦具有特定的寫作方式和觀點，而這樣一種特殊的書寫心態導致賦體具有「帝國書寫」的特質，這也正是賦此一文體較為特殊且不同於其他文體之處。
永樂以後，臺閣諸臣主導文壇百年，至正德間才為前七子的師古說所取代。臺閣作家崇尚沖融演迤的風格，其興起與皇權膨脹、道學獨尊有直接的關係。由於儒家認為屈子行徑有失中庸，《楚辭》文章華而少實，臺閣作家多罕言屈騷。在時局變易、學風移轉、地域文化、個人經歷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此百年中漸有起而與臺閣文風抗爭的學者。這些學者以吳中文士為主，他們視七子有篳路藍縷之功，實為明代師古說的先驅者。其文學思想的重要一環，就是對《楚辭》的論述。因為屈騷的獨特性，學術風氣在儒學主導的傳統社會中一旦有變，新的學術特色很快就體現於《楚辭》論。本文探討了永樂至弘治間吳中文士楚辭研究的發展脈絡，並析論這些學者如何通過《楚辭》來抗衡、改造流弊已深的臺閣文風。
《西遊原旨》係清代全真教道士劉一明對《西遊記》之詮評。他利用轉譯的方式將取經四眾、妖魔精怪、神祇護法等，全都賦予內丹意涵。本文以妖魔精怪作為討論主體，從劉一明的內丹架構出發，觀察其如何轉換小說與內丹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中國「五四」時期所開出的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學的各種論述，原與晚清感時憂國、變法圖強的時代意識一脈相承；然尤有進者。在民主與科學的前提下，「五四」精神對個體的改革要求，主要含括了人身自主、人權平等與人格獨立的探索憧憬。此一社會脈動復與一九二○、三○年代世界性的人道主義思潮有關。於五四洶湧的革新運勢底下，周作人最先關注的，就是「人」的問題。
這種頗富啟蒙意味的人權提倡，不只泛指一般個人，女權與兒童議題亦含納其中。就整個中國歷史來看，知識界這樣熱烈討論個人主體性與女性切身的問題，幾乎是空前。作為「五四」前驅之一的周作人，以論評譯介的雜文方式，依據漢文化的古典傳統，整合融貫現當代西方性心理學、生物學、人類學與民俗學，所建構起來的「人學」與「性學」，乃以全民身心之徹底解放為旨歸。其持久深入之關懷，就質與量言，同時代幾難找出第二人。
本文擬擇要取樣周氏有關人權、性別的論述，詳予爬梳，以明其思想淵源與匯聚進程，並闡析其生命主張，庶幾為學界之文學文化評論略盡棉薄。
日本學者在漢語史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過了中國學者，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借鑒。本文結合作者在日本國立福井大學中文專業任教三年的體會從五個方面論述了日本的漢語史研究之歷史與現狀，以及中日學術交流對漢語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成家徹郎（なりけてつろう），日本古文字研究家。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學外研究員、東京書法學院講師。1947年生於青森縣。著有《甲骨文研究日本人著作目錄》、《キトラ古墳高松塚壁畫的系譜──以天文畫像為中心的研究》、《古代漢字的研究》、《中國古代的天文和曆法》（以上皆由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等書，以及中英日文期刊論文卅多篇。
成家徹郎〈說文解字的研究〉是繼日人阿辻哲次《圖說漢字的歷史》、藤枝晃《漢字的文化史》後，又一綜論漢字形成與演變的漢字學史著作。在〈說文解字的研究〉十九篇中，作者除了介紹《說文》的作者、體例、注本和六書體系外，旁及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的交流，包括兩國學者如何在材料的取得與研究上互助及日本學者如何汲於取得中國珍本古籍的過程，還有早期日本學者對漢字發展研究的概況等。另外由於作者具有天文系出身的背景，因此對於古代社會中與天文曆法有關部分，亦多展現其獨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