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圖騰」（totem）觀念所派生出來的各種與圖騰相關的理論，在西方學術研究中自有其背景與依據。從比較文化的角度視之，以圖騰理論研究中國神話確實不失為一具有價值之途徑。但是如果將圖騰理論過度引申或加以誤解，則恐怕會有千里之謬。本文由圖騰理論的引進與中國神話研究的緣起入手，以中國古典神話中的感生神話與變形神話作為主要討論範疇，反省圖騰理論與中國神話詮釋之間的關係。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否定圖騰理論的價值，而是從神話詮釋的角度，認為目前以圖騰理論研究中國古典神話，確實缺乏一些合適的條件，尤其是缺乏許多相關的資料來作為佐證，因此在運用圖騰理論的時機與態度上，還需要保留再思考的空間。
本文對上海博物館藏的《孔子詩論》簡提出了幾點看法，包括簡的排序問題，認為今日對《孔子詩論》簡重排的學者中以李學勤所排較合理。又指出第 10 至 16 簡中，12、13 簡和 11、16 簡，必須各自排在一起。在引用《詩經》篇目方面，指出《孔子詩論》有直引篇名者，也有略稱者，及截取詩句以為名者。其中還見引用詩句者，如《詩論》中曾引〈宛丘〉、〈猗嗟〉、〈鳲鳩〉、〈文王〉、〈烈文〉、〈清廟〉、〈昊天有成命〉的詩句，其中〈昊天有成命〉所引為《魯詩》，可推測《孔子詩論》與《魯詩》的關係。
而在論述詩旨方面，指出《孔子詩論》論〈兔罝〉，同於《韓詩》求賢之詩旨。此外，還認為《詩論》中有關孔子對《詩》的論述，除了見於六處標舉「孔子曰」的地方外，以「吾」為開端的論詩語也可視為孔子自稱，內容包括 16、24、20 三簡，所論涉及〈葛覃〉、〈甘棠〉、〈杕杜〉。在錯釋字方面，指出《孔子詩論》中多處把「也」字寫成「已」形，可能是一種通用現象。
何休是東漢的公羊學家，他除了注釋《春秋公羊傳》外，也曾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七分」是西漢象數《易》「卦氣說」的主要內容。「卦氣說」是通過《周易》卦象顯示出一年之中陰陽二氣的消息盈虛，其中每卦主時「六日七分」，反映出萬物生長的不同階段。可見，「七分」是《周易》卦象的主時單位。誠然，何休的「七分」注已經散佚，我們無法據此探討他的「卦氣」思想，但在東漢經儒以「注經為主」的治《易》風尚下，何休注釋《公羊》有可能受到「卦氣」思想的影響。本文通過分析《春秋公羊解詁》中「元年春王正月」的注文，探討何休「卦氣說」思想的內容，除了勾勒象數《易》學對訓釋《公羊傳》所起的作用外，也試圖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為窺管何休在《公羊》學以外的經學思想提供一個切入點。
本文經由微觀「支公好鶴」一則以透視魏晉人鍾情的生命特質，並將以往討論此則的焦點從「放鶴」轉向「鎩翮」之存在意義的揭示，經由歷史全貌之實然、文學形構之殊趣與哲學辯證之理致三個面向的檢視，重新開顯「支公好鶴」的殊趣與深度，進而點出「體物觀鶴」作為此則轉折的主因，藉此指出魏晉人立足於「體物」─「鍾情」、發顯於「觀鶴」─「道智」，進而援「物」以契「道」境的生命圖像，從而確立其作為理解魏晉「鍾情生命」的典型角色。
最後再透過魏晉人「我─物」關係不同型態的比較，以凸顯「嵇康好樂」與〈聲無哀樂論〉成為魏晉人「我─物」關係之理型的演出，由是魏晉文化之創造心靈的情理結構亦可由此知曉。
賀貽孫的《騷筏》主要評論屈原及宋玉的作品，與他的另一詩學著作《詩筏》相互發明，實為研究賀氏文學理念與晚明文學批評的重要資料。惜國內對《騷筏》的詳細論評始終闕如，僅內地有零星論文略略提及，亟待學者研究補充。故本文擬細讀《騷筏》，歸納其批評觀點，闡發其文學理念，並以己意略作評論。論述的重點將包括：一、《騷筏》的批評體例；二、《騷筏》所呈顯的批評觀念，區分：「作品與作品」、「作品與作者」及「作品與讀者」等層面略加探討。間並引《詩筏》及賀氏其他著作之論述互證，略申其與晚明竟陵派的文學淵源，期對賀貽孫的文學理念及其時代意義能有更完整的理解。
方苞在解釋《詩經》前五篇時，建構一完美的女性圖象；而其學術立場較接近朱子學，欲以一形上理則規範現世；至其生活則有家族女性經驗。本文即試圖從經典意義、學術立場、存在感受說明經典的現實意義，重新認知經典的文化功能，以及方苞據此認知女性的內容、偏失。三者滾合，往復循環，構成方苞的思想內容及其對經典意義的理解。但是這些理解，並不僅是徒作復古之資，仍有其現實意涵。
王國維 (1877-1927) 青年時期致力於詞體創作和詞學論著，其《人間詞》和《人間詞話》的絕大部份，幾乎是同一時間內寫定的，而且都取得了後來眾多學者普遍而高度的稱許。本文借助於美國解構主義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 (Harold Bloom，1930-) 有關詩歌影響理論的若干觀點，對《人間詞》的文學成就提出一些考察，結合王氏的詩 (詞) 論，指出他在自我期許成為大詞家的前提下，很有可能故意誤讀前人的作品，以建構自己對人生理想之無盡追求的內涵核心，由此而走上以「造境」為創作手段的路子。
他的詞論明顯偏重五代、北宋的作家與作品，照布氏「創造父親」的觀念看，也可能是為自己的創作理念找根源，他的詞學理論除了可以獨立看待為中國近代詞論的傑作之外，可能也是他對自己的創作偏向所提出的辯解。
中國歷代女性文學創作中表現出了具有鮮明性別特色的道德精神觀念以及社會價值評價體系。本文分析了歷代女性文學形象道德精神的各種主要表現，比如以彰揚道義和維護正義為己任，對屈原精神的不同理解及特別偏愛，花木蘭現象的分析，對「負心郎」與「偽君子」的批判，對堅持真性情的悲劇英雄的推崇尊敬等等，從而探索中國女性文學道德傳統的本質。
本文還對歷代女性文學形象中的浪漫色彩進行了具體分析，發現歷代才女在對創作目標的追求、藝術形象的創造、藝術欣賞物件的選擇、對文學藝術功能的認同等方面，都與男性作者、讀者有著不同之處。
女性文學的浪漫往往表現為對美好理想執著的追求，這種精神追求經常不趨向於瀟灑和逍遙，而趨向於對現實生活細膩複雜的內心情感體驗，其結果卻往往是陷入淒涼和悲哀的境地而難以自拔。本文還分析了造成歷代女性文學創作中這種道德精神追求以及獨特的文學生態現象的主要原因，指出了中國女性文學創作中負重前行、堅守真情的優秀傳統對後來女性文學創作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