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左傳》之「典」字為主要考察對象，旁參相關文獻，分析「典」之諸義形塑過程。本文之論可分如下三點：其一，諸家以《左傳》之「五典」為「古帝王書」無據，考諸金文，「典」之本義當為「雙手捧冊」或「『丌』上之冊」，並由此引申為「藏於『盟府』，以『丌』架之，載『冊命』之『冊』」。其二，「典」由「載『冊命』之『冊』」引申為「先代事蹟」，而後循此引申為「成法」。又，《左傳》書時人多有援引「成法」以為「國法」之記載，「典」遂引申「國法」義。其三，因春秋時期「法」之特性，「典」又引申「主」、「常」二義。分析《左傳》之「典」字，吾人除建構「典」字諸義形成之過程，對西周及春秋之「冊命」形式亦有更進一步認知，且能藉此釐清彼時法律之制定機制及成文法之流佈情況，對上古史之研究當有助益。
〈說符〉是《列子》末篇，學者多認為其要義在於說人事以符驗天理，此看法雖允當，但可再深入闡釋。「符」有「合符」、「符驗」之意，也可指涉現象、事物、概念與世界之對應狀態；如就反訓來看，也表示生活經驗裡符與不符的表象往往並存。符是成虧不易，自有一定道理，亦是始終可驗，終能應合之意。然現實中的各種事物，從不同角度和時間點去判斷，也可能解釋出不同後果。〈說符〉重務實，往往徵驗現實以指出人的常識推想其實不夠審慎，這表達出對經驗所歸納出的行為方針，和對習慣所抽象出之概念原理的雙重不信任。
後果之「符」需透過「說」，而言說總離不開斷定。〈說符〉暗示，歸因與致果皆是人難以全然通曉。然其「符」的陳述重心不在真理觀，是以未涉符應或融貫或科學效用；重在提出一套處世之智，去觀察事態與人的意圖、預期，或解釋之間形成何種「符」，這是對常識因果觀推衍後果的懷疑傾向。既然後果必有無窮後退性，則理論上對後果的任何判斷都將失效—這不是因果懷疑論，而是審慎版本的後果論。〈說符〉主張「觀天機」以「持後處先」，作為修身、治國、避險的關鍵，呈現出審慎而質樸的現實感。由此觀之，老、列、莊，在道家脈絡的位置當可顯明。
杜牧風流事蹟流傳甚廣，故常有「風流才子」的形象。的確，揚州幕下的生活，可說是杜牧一生當中最順遂張揚的時期；但自離開揚州幕後，杜牧的仕途起伏，其實深受手足親情的羈絆，對杜牧仕途選擇之影響更加深遠。
學者常從「牛李黨爭」的角度來評斷杜牧政治生涯的起伏，然而透過杜牧詩文細究其仕宦生涯，卻可以發現「手足親情」其實在杜牧人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對於其弟杜顗的情感，每每影響杜牧在仕途轉折點上的選擇。
杜牧官職的轉換，在許多討論其生平的論述中，已是定論，但因為手足親情而有官職轉化的過程，對杜牧的心理狀態有什麼影響？論者卻鮮少觸及，本文即以此角度，嘗試爬梳杜牧在做出這些決定時，心態上的轉折變化。
晚清民初，舊文化殞落，新制度未起，以清遺民自居的張錫恭，感三綱不正、五倫漸衰，遂奮筆撰作《喪服鄭氏學》，欲振衰起敝。他推尊鄭玄，解釋〈喪服〉經、傳，認為唯有鄭玄之注，可以上達周公制作之心法。知者，鄭玄釋經，以《周禮》為綱，進而會通三《禮》。張錫恭則主張《周禮》、《儀禮》為正，《禮記》為變，三《禮》經注皆當通讀、互見。詮解〈喪服〉的過程中，「依鄭《注》解經」，大抵先列歷代經說符合鄭義者，以按語駁議與鄭義相違者。遇鄭玄無注，則辨析前後經文關係，或輯取相關之鄭說，關注鄭玄論《春秋》經傳有關喪事之義，藉以「引申鄭說、再造鄭義」。又鄭《注》與〈喪服傳〉衝突之時，張氏不因〈喪服傳〉乃子夏原文即遵循傳說，而是細究鄭玄會通三《禮》之法，駁論〈喪服傳〉、迴護鄭義。觀察張錫恭的主張之餘，透過與胡培翬的比較，更可見張氏經解異於前人之處。針對胡氏失考、疑難鄭《注》，以及張氏對《儀禮正義》的論斷，可證張氏除依準鄭《注》、釐析鄭說，更紬繹鄭氏《禮記注》的觀念，會通其《儀禮注》。張錫恭將《周禮》、《儀禮》、《禮記》三經的複雜關係，定義為正變，而所尊之「鄭」，乃鄭玄會通三《禮》之法，含著更有效的復返鄭義之傾向。
本文關注的問題是，作為詩人兼譯者，楊牧先生翻譯西班牙詩人洛爾伽〈普梨西奧莎和風〉遣詞用語的特點。研究步驟方面，本文先原詩直譯西班牙版《西班牙浪人吟》詩集裡的詩〈普梨西奧莎和風〉，藉由文本分析與參照比較法，以楊牧譯本為研究核心，參照比較其他譯本，於此展開楊牧譯洛爾伽詩的細緻探討，並兼論譯文歧異的部分，從而提供讀者楊牧譯本的若干藝術特點。透過本文研究指出，楊牧譯詩於遣詞用語具有兩大特點：一為常「譯之以文言，使譯詩古典化」，二為常「加以描摹渲染，使譯詩具抒情性」。此兩大特性，融攝了譯者的學養與性情，同時亦為翻譯時通權達變「存其意不泥其跡」之體現。
文學史的想像與建構，關涉其中的內容邊界設定。僅論華文書寫，以往臺灣新文學史的論述，邊界是否能再闢拓？以島嶼或海洋文化思維作為思考基點，不論是地理上或歷史上與臺灣群島的連結更親近的菲華，卻鮮受討論。在菲律賓曾有「菲華詩王」之稱的莊垂明（1941-2001）1983年於臺灣發表代表作〈瞭望台上〉，受到矚目與討論。與前人將其與鄭愁予詩作〈邊界酒店〉相比不同，本文發現此詩與指涉「邊界」的名作洛夫〈邊界望鄉〉相互對照，其間別異與張力也隱然反思臺灣文學的定位。而向陽發表於後的〈立場〉也與該詩，形成了另一走向的對話。這呈顯了臺灣以新興華文文學中心的位置與菲華文學的連結關係，也是重新想像與建構臺灣文學史的切入點。
本文旨在對中國現代思想在民間書院的發展，進行省思，並重新思考中國思想發展在現代社會的合理性。
中國現代思想，無疑的，當以現今體制內學院派的思想發展為主，其特性乃在西方式的大學體系中，偏重專業化的知識概念發展與理論系統建構。相異於此，民間書院則在體制外，以其自由多樣的發展彈性，接續了中國古代書院以「篤行」、「修身」、「處事」、「接物」為重的「生命實踐之學」，擔負起文化傳承的功能，並以中國經典為核心，發展出偏重實踐，修養心性，貼緊生命追求人生價值的思想特質。
將此類充滿實踐性的思想，置於經典詮釋的脈絡，予以觀察，則可澄清透過經典詮釋所完成的此類思想，在詮釋上，與學院派偏重「把闡釋文本置于其時代的整體之中」的「理解式」詮釋大不同。在生命脈絡的自我實踐中，乃具有「佔有式」的詮釋本質，從而讓人重新反省人文教育詮釋的合法性，及其與生命主體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