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對詩文集進行註釋的附註，很早以前是僅限於《楚辭》、《文選》等這樣的一部分總集的。然而，到了宋代，個人的別集也開始了註釋的附註。不僅是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宋代之前的文人們的詩文集，宋代文人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等的詩文集也同樣被附上了註釋。本報告就是在一系列的詩文集中，特別是以蘇軾和黃庭堅的詩集所附註的註釋為例，對其文獻學、文學論上的特色進行了考察。試圖通過這一考察來揭示宋代文人對先人詩作「傳播和接受」的一端。此外，本文涉及的「生成論」是指將草稿(即真跡)納入視野來考察文學作品是如何產生的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並以孫悟空為例進行考察。從悟空之成長與追尋之歷程觀之，其事概可分成四個階段。由最初花果山顛那顆接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之「仙石」，蹦出「石猴」之「美猴王」，到擔心身死之事，進而訪道、尋仙之「孫悟空」，係屬由「無心」到「有心」之第一階段。從「孫悟空」到「弼馬溫」、「齊天大聖」、「孫行者」，其間之心實是紛擾不定，係屬由「一心」到「二心」與「多心」的階段；值此之時，與此相爭、多變之心同軌進行者，乃許多「正心」之做為，此乃既可分論又可合述之第二、第三階段。所謂「正心」之舉，乃屬「外顯」行為，係以外力糾正脫軌之行，然如何方能將其「內化」，使之成為當事者特質的一部分，而無須仰仗外在「有形之物」的箝制，此乃由「正心」到「無心」階段之所強調者，亦即呼應「悟空」之義旨。本文試圖對西遊之修心歷程提出詮釋，其結果或只是眾多理解的一種可能答案而已。

白蛇故事源遠流長，但歷來的白蛇故事研究成果中，大多數人注意到的是故事的源流發展、不同文類中的白蛇傳故事之內容或者對於故事中的人物、情節、主題意義等加以分析。在敘事學觀點的運用上，則較少見，因此本文以敘事學的三個面向與概念，針對1771-1927年間的六個白蛇故事文本進行分析與比較，材料包括戲曲、章回小說、寶卷、子弟書、南詞與歌仔冊。本文的論點是：（一）從人物視角與敘述聲音之不同，可看到六個文本對於白蛇的態度之不同，因此塑造出來的有蛇妖、美女、賢妻等形象；（二）從核心事件kernel與衛星事件satellites的排列、增補，可看出衛星事件中的端陽、求草、水鬥、斷橋等，因情節內容具有趣味與情味，因此廣受民眾歡迎；而增加白蛇產子與狀元祭塔的核心事件，則反應普遍的大團圓心理，更合乎一般民眾的情感；（三）從空白與補白技巧的運用，可看到後世讀者對於白蛇故事的接受與轉化，例如細節的增添與描寫，續寫子代英雄的「後傳」，都表現了白蛇故事的特色與魅力，也是它流傳久遠的原因。

余嘉錫泛覽史傳群書，苦心經營以成《世說新語箋疏》，其治學不僅具有考證史料之客觀主義的本色，又深受強調義利之辨及砥礪名節之傳統宋學的影響，在感時憂國的悲憤下，尤投射出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與時代關懷，然學界至今對余氏以史評進路箋疏《世說新語》仍一直未有專論出現。

有鑒於此，本文試圖從「風習澆薄、遺事違禮」、「賞譽不當、褒貶失實」及「不明出處、不見忠義」三個面向切入，將余氏零散、片斷、龐雜的箋疏文獻予以統攝、類分，基於同情之理解的立場，並透過多層次的考察與脈絡化的處理，使這三個面向得以在具體的文獻中充分展開，進而由此詮釋現象透顯出余氏褒善貶惡的道德情懷及其心繫家國興亡的民族意識，以作為爾後進一步反省余氏《世說新語箋疏》之詮釋得失的論述基礎。

十九世紀臺灣在地文人的散文，常蘊含有關歷史文化、風俗民情、社會參與、書院教育及儒學思想等主題。其中，臺南文人施瓊芳與施士洁為全臺唯一進士父子，曾擔任海東、白沙書院院長，為書院學術地位的提昇而長期貢獻心力。其散文多論及文昌祠、育嬰堂、藥王廟、海神廟、朝天宮、義民祠等空間載體，呈現作者對於溺女現象的人道關懷，也透顯對於文昌信仰、敬字等習俗的感知與識見。論文架構分成：（一）書院與儒教儀式論述：探討書院教育與知識菁英的養成、儒教儀式的再現。（二）社會參與的論述：分析社會救濟、移風易俗等議題。（三）地方信仰的論述：包含家族記憶與祭祀書寫、藥王廟與海神、義民祠等。除了分析施氏父子的社會參與之外，也關注於散文中的文化意涵。「風俗」為社會上歷時久遠之風尚習俗，其形成過程與社會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以《石蘭山館遺稿》、《後蘇龕文集》為文本，參照臺灣史、民俗學、文化研究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並結合田野訪談後人以取得相關資訊。期望藉由詮釋在地文人的風俗論述，能有助於深化臺灣歷史文化的教學與研究。

「孝」是儒家最重視的德目之一，就其內容方面而言，至今也有各式各樣的解釋方法。根據各種解釋，孝是由這些複數要素所構成。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儒家都獎勵這構成要素。可是，實際上有時卻發生這些要素互相矛盾的情形，且非選擇某一個要素不可。因此，本稿提出孝構成要素的矛盾狀況，揭露出儒家在一般正常情況下，所主張的「等同推崇」思惟，是看不出孝構成要素之間的優先次序。因此，本稿考察關於其矛盾狀況，深究儒家相關文獻如何提供合理的解說，以及探討在實際的孝行例子中，孝構成要素之間的優先次序。

雖然「對於父母的服從」是孝的重要部分之一，但其服從也決非是毫無限制的。當子女無法服從父母之命令時，儒家相關文獻中的例子，有時允許子女「不服從」，進而提出「諫諍」。允許此種行為的理由，是因為「服從」將引起「陷父不義」。可是，此「義」並不能僅單純認定為獨立的道德規範。換言之，「諫諍的理由」也並非是「義」本身，而是在於「行為者乃是自己近親」的緣故。雖然諫諍是違背父母命令的，但畢竟是為了「養親」才進行的。

此外，儒家文獻中還有另外一種允許「不服從」的情況；即是，為了避免「無後」的情形發生。據此，明確地可知在儒家孝的理論中，與「服從」相比，「後嗣」是較受重視的。

此外，參考史書中所記述的孝行例子，若考察「養親」與「後嗣」之間關係的話，「為親賣子」、「為親棄子」的事實是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可是此種情形非但沒受到處罰，反倒被認定為孝子，並且甚至有「為親殺子」之例子。鑒於上述情況可知，與其重視「後嗣」顯然不如「養親」。

總而言之，對父母責任的優先順序可歸納為「養親」、「後嗣」、「服從」。

鄭因百先生為近世曲學名家，本文以其散曲學為討論範疇，旨在說明鄭先生之研究成果，從而論析其散曲研究的特點及在散曲學史上的意義。鄭先生的散曲學可分為「考據」與「文學」兩方面，前者包括曲家考述、曲籍輯補校勘、曲律考訂等等；後者則透過曲評與曲選展現其批評觀點。又以其精研詳考的學養，為文撰述散曲概說性質的專文，提示初學者認識散曲的門徑。總觀鄭先生的散曲學，最為突顯的特點當是其以詩人意識為核心的批評觀點。鄭先生論曲體，不僅從「辨體」的角度，分析曲在形製規律和表現風格上與詩相異之處；亦能超越辨體之思維，探求曲與詩相通的本質，強調散曲內容以作者主體情志之正為本，語言則以典雅為尚。其論曲律，詳細分析曲律的構成要素與變化律則，固然亦屬「辨體」之論，但對曲律音樂性的掌握乃自語言旋律著眼，同樣也具有詩歌審美本質的意義。鄭先生以詩人意識論曲評曲，其所編《曲選》一書可視為此一觀點的具體實踐，所收曲家曲作均有獨到之考量。鄭先生散曲學所展現的詩人意識為散曲學史上所罕見，亦與學界格外強調「辨體」的研究趨向相異。此一相異而罕見的觀點，適可為散曲文學的探求激盪不同的思索，開啟更寬廣的視角。

西西（1938- ）是香港著名的小說家，其第一本長篇小說《我城》，是香港文學的經典[cite: 72]。香港回歸中國以後，論者多從「本土認同」的方向理解此書，但小說包含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又令此書充滿各種詮釋的可能。本論文特別從一個跟「本土」極端相反的空間出發：「外太空」，分析《我城》的科幻元素及現代性[cite: 72]。由科學和技術引發的現代性討論中，「科幻小說」的探討是重點之一。《我城》不是科幻小說，但罕有地加入不少「科幻」或類近「科幻」的元素。本論文先分析《我城》三層地域空間的佈置，說明「外太空」出現在小說的首尾兩章，相關的科幻元素則出現在主角阿果身上，故這個空間在小說主題及人物喻意上，均處關鍵位置。然後，本論文從「惡托邦」和「末世論」出發，分析《我城》如何諧擬和改寫這兩個重要的概念，從「惡托邦」之路回轉重生。《我城》雖然無意在科幻文類中獨僻蹊徑，更非藉小說介入複雜的科技政治討論，但於七十年代中已引入的科幻元素和改寫效果，在同期兩岸三地文學之中別樹一幟。從本土意識來說，七十年代中期，不少香港作家都觸及這方面的題材，《我城》不單回應時代青年共同關心的課題，而且在「現代性」思考上加入共融、共存的主題，表達獨步於時代的創見。

訪談時間：2008年7月20日、8月11日、8月15日、10月21日；訪談地點：法國巴黎陳慶浩先生寓所、台灣台北[cite: 73]。受訪者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陳慶浩博士，訪問者為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賴芳伶教授。訪談內容圍繞陳慶浩博士之紅學研究歷程，深入探討《紅樓夢》脂硯齋評語之輯校整理、八十回本《石頭記》之成書考證、版本系統流變，以及紅學研究方法論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