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銘全

一般認為嵇康〈聲無哀樂論〉其理論觀點有別於以《樂記》為代表的傳統樂論。然而，作為一套論證的架構體系而言，〈聲無哀樂論〉與傳統樂論在論述上究竟如何辯詰交鋒？藉由這個問題的梳理，可進一步探討：〈聲無哀樂論〉是否在反對傳統樂論的理論觀點之際，也否定了音樂能移風易俗？換言之，〈聲無哀樂論〉是否只是推翻傳統樂論的觀點，只「破」而無「立」？尤其在移風易俗的問題上，嵇康是否真如某些學者所言，完全否定了音樂移風易俗的可能？

頁次：1-27
關鍵字：樂記、聲無哀樂論、移風易俗、嵇康

作者：楊玉成

本文探討《楚辭》之後中古時間觀的特質，環繞陶淵明近五十個詞語展開細緻的考掘，認為中古時間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存有時間，援引晚近漢語學界關於時間體貌（aspectuality）的研究，並以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等當代存有論思潮進行後設反思，區分為六種時間體貌：持續、循環、流逝、發生（開始）、沈沒（結束）、偶然。本文穿梭在語言、詩歌、哲學之間，從上古、中古、近世等宏觀歷史分期著眼，描繪一張中古時間觀的草圖，剖析其時間結構及感知特徵。全文旨在闡述中古時期「詩」與「時」的獨特關係，進而觀察陶淵明的時間意識及其發展歷程，特別是晚期詩歌轉向偶然與他者，提出新的閱讀與詮釋。

頁次：29-121
關鍵字：存有、時間、體貌、陶淵明、海德格、中古詞語

作者：內山精也

本文以「近世」的最重要的關鍵詞是「通俗化」、「大眾化」為前提，具體論述宋代刻書業的發展對居於中國言語文化傳統之中心的詩歌，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又帶來了怎樣的「近世化現象」。 在南北兩宋近三個世紀之間，印刷刻書業飛速發展，印刷本（＝刻本）開始在社會各個階層發生影響。但是，正因為發展速度是飛速的，因此對於南北兩宋，刻本的影響力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可以這樣認為，北宋是刻本的有用性（或實用性）開始滲透到士大夫階層的時代；而南宋，則是刻本的有用性開始擴大到都市非士大夫的市民階層的時代。 本文將注意宋代刻書業的這一變化，進一步關注詩學關連書籍的出版情況，從而考察論題中提到的課題。首先，關於刻書開始普及的北宋中期～末期，11世紀後半葉到12世紀前半葉的狀況，從士大夫對記載於書籍的各種情報裏的態度變化這一視角考察，寫下了其影響的強大。其次，對於南宋初期到中期，通過分析蘇軾詩注《王狀元分類集注東坡先生詩》25卷，具體記錄了南宋以降詩註本激增的這一特徵。更進一步提出宋元之間激增的有關詩學的類書、教本、詩話集，探討這些書籍出版的意義。最後論及南宋末期流行的江湖派的創作活動，關注杭州的書店店主陳起的出版活動支撐了江湖詩派流行的這一事實，明確了民間書肆組織民間詩人，通過陸續刊行同時代無名詩人的詩集，使新的詩歌潮流產生的情形。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由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傳統詩歌的世俗化，也就是近世化的經過。

頁次：123-168
關鍵字：宋代刻書業、傳統詩歌的世俗化、士大夫、官刻本和坊刻本、陳起和江湖詩集

作者：李妮庭

陳師道詩文中對自我作為詩人的體認是相當深刻的，從「詩能達人」之論、「詩窮」的審視，到晚年以詩翁自稱，都顯現其獨特的自我認識方式與表現。究其詩人意識，陳師道是將「詩」視為與「功名」對立的人生選擇，由此彰顯詩人的主體性。他以詩為畢身追尋的價值，亦反映出北宋後期士人在詩人觀念上的發展。具體而言，陳師道是在政治的疏遠意識之中正視詩人身份的價值；在杜甫的窮愁命運與形象裡，確立自我作為詩人的選擇。而其「詩窮」表述，一方面透露追蹤杜甫的心理，另一方面，則指向詩人的道德自處，顯現出宋人對心性境界的致力追求，提昇了窮者之詩的內涵。總而言之，陳師道是在道德完善的要求、佛禪的觀照之中將人生的目光轉向內在。其積極承擔詩窮命運、以詩道為人生價值的實現，體現了紹聖之後江西詩人們的出處心態，深具典範性，並提供後學以「詩人」身份來實現個體價值的選擇途徑。而這也是陳師道走向詩人之路的時代意義，標誌出北宋後期士人在心態上轉向內在的一環。

頁次：169-213
關鍵字：陳師道、詩人、詩窮、江西詩派

作者：梁敏兒

胡應麟評杜甫〈登高〉一詩為七律第一。本文試圖從這個角度入手，探討胡對七律的要求，以及評價標準，從而討論杜詩沉鬱頓挫風格的構成要素。胡應麟對〈登高〉的評價非常細緻，不獨將〈登高〉和其他兩首同被譽為七律第一的詩作對比，還和杜甫自己的七律互為優劣，是文本分析的一個經典範例。本文從「順流直下」的標準分析其具體所指，並引證歷代評論者的印象式評語的可能指向，然後再從〈登高〉的結句來分析瘦勁的具體表現，以及為什麼能造成藝術效果。本文希望能夠在古人論詩的基礎之上，用理性的語言分析出美感標準的具體所指，從而肯定某些美感標準對評定詩人風格的意義所在。這是本文的用心。

頁次：215-240
關鍵字：登高、七律結句、風格、胡應麟、瘦勁

作者：金鎬

現在藏於韓國奎章閣的一部雍正四年(1726)銅活字印本《古今圖書集成》，一向不太為相關研究者所注意。它流傳於朝鮮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朝鮮國王正祖的安排之下在中國購買的。正祖從小好學，為學宗朱子，雖然對清朝的考證學有所批評，卻對清朝文化加以肯定，奎章閣所藏《古今圖書集成》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傳入朝鮮。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是一個較為具體的文化交流過程。加上，據相關文獻的記錄，就可發現《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之後，對當時朝鮮社會發生了較大的影響。可惜的是，目前有關《古今圖書集成》的研究，大部分集中於《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體例、版本和流傳等問題，很少人注意《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過程和其影響問題。本文首先要探討《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較為詳細的過程，接著說明它對當時朝鮮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最後，從韓、中圖書交流和西學傳播朝鮮的角度，試探《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文化內涵。

頁次：241-272
關鍵字：古今圖書集成、奎章閣、韓中圖書交流、傳播、影響、文化內涵

頁次：273-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