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漢學 第三十九期
《東華漢學》第三十九期
出版日期:2024-06
儒家思想中「浮淺之惡」的探討及其與踐德關係探究——從《論語》初步顯題 |
作者:陳靜容 「浮淺之惡」,是由《論語》語錄內容歸納出來的一個攸關儒家主體踐德限制的不同觀察,著眼於行為的結果,反覆確認主體與道德的距離。這類「浮淺之惡」來自於主體「思維的匱乏」,導致主體內在道德性的萎縮,成為阻礙道德實現的現實限制之一。孔子已意識到「浮淺之惡」對於主體道德養成的阻礙和干擾,雖未直接以「惡」指稱之,然從語錄內容已可見孔子之憂慮與重視。 本文藉由「浮淺之惡」揭示儒家道德工夫論在「樂觀」之外尚有另一個側面,是經由對客觀現實限制的正視和認知而展開。《論語》通過對「浮淺之惡」的正視和對治,轉而直揭主體生命的「本質」到生命的「現實」可能出現的落差和沉淪。掌握「浮淺之惡」與道德的互動、轉化及提升關係,是廓清儒家道德觀的實質義涵與踐德工夫論的重要關鍵,以此與儒家道德的正面論述互濟並觀,方能整合建構為系統性的理解。 頁次:1-30 |
論東漢六朝伍子胥祠祀的文化意涵 |
作者:何維剛 伍子胥祠祀是六朝民間信仰極為特殊之一環,其不僅表現於超越吳地限制的傳播性質,孫吳以後文獻記載之缺失,可能也暗示著東漢至六朝吳文化之新陳代謝。東漢六朝伍子胥祠祀的文獻,大約以孫吳為界分為前後二期。東漢時期伍子胥神祠祀相關記載呈現土民崇敬心理、以及庇佑渡江之水神特質,伍子胥信仰可能在此時便已跨越吳地限制,傳播至黃淮與長江中游。然而黃淮、長江中游伍子胥的水神形象,也未能排除是各地原本的水神崇拜附會至伍子胥。當吳文化影響力式微,伍子胥神也可能從水神轉向一般民間祠祀,此亦間接反映在南朝史料文獻之斷層。從文學與文化的角度來看,士族對於伍子胥的接受偏重文本內容,透過屈原、伍子胥文學典故的並稱與取捨,可知伍子胥形象的接受於南朝愈趨狹隘。吳文化式微與歷史人物解讀觀點的變異,可能直接影響了伍子胥神的地位與記載缺失。 頁次:31-70 |
論蕭梁三朝樂的變改及其事人取向 |
作者:曹官任 三朝樂,是蕭梁宮廷用來稱謂當時元會儀一系列樂歌、舞伎表演的總名。本文欲反思既存觀點,借由梳理梁代相對西晉、劉宋元會用樂的變改處,一探其三朝樂取向天人之際的真正偏尚。在梁武帝視元會為「君臣之所獻」的場合定位下,於朝儀增設之〈相和五引〉曾由王月曲次調動為五音順序,此一則與蕭梁宮懸月律本非建立時序之道,實乃依附儀式步驟的象徵義有所連繫;二則和國樂〈雅〉曲布置,特別是〈胤雅〉、〈寅雅〉突顯皇太子、王公身分,表現君臣兩端外,百僚亦各具位級的初衷相符,俱為人序尊卑的加深。於饗儀則罷除頌美祖先積基的登歌及搬演符讖故事的鳳凰銜書伎,均屬天命神意之淡化。蕭梁三朝之樂,實際就跟梁武帝云「事人禮縟,事神禮簡」,想推動元會儀主於事人,而劃別郊廟禮歸從事神的目標一致,並非意在擬法時序天道,藉以彰顯君權天授之舊說見解。 頁次:71-120 |
牛李黨爭與杜牧的政治立場 |
作者:朱錦雄 晚唐以文人為主體的「牛李黨爭」所帶來的政治影響,杜牧也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而杜牧究竟為牛黨、李黨抑或無黨,常為後世爭論之焦點。的確,杜牧初入仕途時,曾受到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的照顧、提攜,所以自然容易被歸類於牛黨。但杜牧卻在會昌年間上書李德裕,提供如何討伐劉稹、防禦回紇及平定江賊三事之策,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才會引起了後世諸多的討論。 本文認為,由於杜牧一生著重於「兵事」,對於藩鎮問題,始終主張討伐,絕不姑息,故屢屢上書,期望李德裕能發揮影響力,慎重其事。由此可見,杜牧並不在意黨爭,而只在乎國家政策是否走在其認為的理想道路上。 而在政治立場上,杜牧在會昌年間之前,並無參與黨爭之意,而兩黨掌權之核心人物,亦無將其視為黨內同志對待。然而,自會昌二年至大中二年,無論是李德裕還是白敏中在朝中掌權,杜牧都只能過著輾轉於三任下州刺史的生活。仕途之路的不順遂,終究影響了杜牧的心態。久而久之,原本超越黨派的立場難免有所動搖。杜牧在人生的後段對於李德裕評價產生轉變,其實有跡可尋的,實肇因於仕途之不順,才不得不向黨爭之勝者低頭。 頁次:121-142 |
晚明《東坡養生集》編選與文人養生文化 |
作者:蓋琦紓 本文嘗試從蘇軾接受與傳播的研究視野進一步探討晚明王如錫在東坡選集熱潮背景下,重新編選宋人蘇軾詩文,延續並強化神宗萬曆以來文人所塑造蘇東坡形象及典範外,並做出多角度詮釋,又進而形塑蘇東坡成為文人養生的代言人,藉此投射晚明山人性情與自我期許。《東坡養生集》收錄千餘篇詩文,大約三十種體裁,其中又以詩歌、雜記、尺牘、題跋數量較多,可以說是在前人基礎上選取東坡小品的集大成之作。此外,王如錫以晚明文人養生方式分類編排蘇軾詩文,共十二門,前六類結合食衣住行、日常活動,後六類則偏重精神、情志。在傳統醫家、方士養生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及深化文人養生內涵,亦反映晚明山人名士階層所追求生活型態、身心修煉,及儒道釋融合人生境界。 頁次:143-174 |
《關帝歷代顯聖志傳》的歷史敘事與擬史筆法 |
作者:林盈翔 《關帝歷代顯聖志傳》刊刻於明末,主要記載關羽死後成神,護佑百姓、顯靈顯聖的各種故事。目前學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故本文以「關帝歷代顯聖的『擬史』建構」、「關帝信仰與明朝守護神」兩節加以析論。認為是書為求可信度的增加,在敘事策略上,將真實歷史人物、事件,剪裁入關帝顯聖的事蹟之中,並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原則下,增添關帝顯聖的各種情節,以「擬史筆法」建構關帝顯聖的「歷史敘事」。文臣重忠義、道德,而不計下場;武將則聚焦戰勝的結果,忽略、改寫史傳中的人物性格與經過。再者,是書中的關帝形象與大傳統相同,救災、科考等顯聖事蹟,一皆有之。然此外更有意將關帝塑造為「護國庇民」、「協運皇圖」的皇朝守護神。究其原因,則當與成書之際,明末動盪的國家世局,息息相關。 頁次:175-206 |
段玉裁《春秋》研究芻議 |
作者:彭展賜 段玉裁的文字學、古音學成就早已廣為學界所關注,就其經學,時賢則探論較少。本文即對段玉裁畢生鑽研、晚力用力尤深的《春秋》類著述研究作初步整理,通過梳理其校訂經傳的工作,包括比照《說文解字注》等重要論著,了解其《春秋》研究的歷程及大旨。據本文考察,段玉裁研治《春秋》以《左傳》為重點,從文字訓詁、校勘切入,有意識區別並探研經、傳、注、疏之不同層次及原貌,發明義例,冀能逼近其原貌及義理。段氏對《左傳》曾作過大量校勘工作,特重理校,此為其研究中最突出、亦是最具爭議之處,雖然其中一小部分融經義闡釋於校勘,屬於「經學校勘」,但是大部分都有版本、訓詁等實據,特別是建基於文獻語言特質及規律之探求,或發明古音假借,或論字形構意與詞義之關係,或探及構詞及語法,或取《說文》與經傳互證,此方為其《春秋》研究最具學術價值者。以上探討,冀能加深對段氏學術之整體認識,推進相關研究的發展。 頁次:207-266 |